红六军团被改编成359旅时，首任旅长并非王震，他的背景更为深厚

在八路军创建之初的6个旅中，如果问哪个旅最有战斗力，应该是115师的343旅，抗战时主要的大捷，都离不开该旅的参与。

但是如果问哪个旅知名度最高，恐怕应该是359旅。

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南泥湾》中，有一句歌词耳熟能详，让人印象深刻：“又战斗来又生产，359旅是模范……”

要是问起该旅的旅长，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王震嘛。

而且359旅是以原来的红六军团为主体改编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是萧克，政治委员是王震，这支队伍也是在他们的指挥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北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萧克担任的是120师的副师长。按理说作为政治委员的王震担任359旅长，是众望所归，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359旅的第一任旅长应该是王震，其实不然，王震当时只是副旅长。

那么，359旅的首任旅长到底是谁呢？

他的名气说起来可能没有萧克和王震大，但是他资历比萧王二人深，或者说是有深厚的背景。他的名字叫陈伯钧，是四川达州人。

众所周知，共产党打响对国民党的一枪，在江西南昌。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发生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朱陈领导的第一场起义是在湘南，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是在湖南，潘忠汝领导的黄麻起义是在湖北。

因此，红军时期的将领以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居多。

鲜为人知的是，四川达州（达县）也出了不少我军名将。

达州市也是典型的革命老区，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这里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同时也孕育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达州人民拿起武器，开展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我军名将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魏传统等都是达州人。

陈伯钧跟张爱萍有很多共同点，二人都生于1910年，都是达县人，都来自农民家庭。不过张爱萍青年时期一直从事学生运动，还做过一段地下工作。而陈伯钧也从事过一段学运，不久后便弃笔从戎，到了黄埔军校，是六期学生。

黄埔军校毕业时间越靠前，按理说成为名将的机会越多。

到了黄埔六期已经分开办学，一部分是在老地方，一部分是在武汉，师资力量分开，教学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六期的学生，也出了不少大人物，在国共两党中很有影响的。

黄埔六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出了一位牛气哄哄的人物，他就是廖耀湘，知名度较高。就连毛主席的电报中，也不止一次出现过廖耀湘的名字。

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人物，来自浙江江山的戴笠，他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国民党军统大佬，名气也很大。

我党我军方面，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和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旅长的张宗逊；红四军第三任军长王良；曾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都是来自广州的黄埔六期生。

而担任过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担任过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则来自武汉分校。

本文的主人公陈伯钧，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生。

他们几个人中，陈伯钧和罗瑞卿的经历比较相似。都是四川人，都是黄埔六期生，都在武汉分校学习。

1927年(民国十六年)5月，他们都参加了反击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战斗。在7月份，他们都得到了我党将要在南昌起义的消息。

陈伯钧和罗瑞卿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但是很不凑巧，他们到达九江的时候，叛徒向军阀张发奎告密，他们被缴械扣押。

不过在脱逃后，罗瑞卿选择了返回武汉，陈伯钧则继续赶赴南昌。可是这样一来耽误了事，他还没有走到，就传来一个消息，南昌起义已经失败，起义军兵分几路转移。

陈伯钧连末班车都没有赶上，起义队伍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便在高安加入共产党人控制的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

这时候的陈伯钧非常沮丧，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伯钧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却赶上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9月初，陈伯钧听说毛主席将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他心中大喜，星夜兼程，带着部分战士赶往起义地点。在起义爆发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

起义失败后，队伍赶往井冈山，毛主席在途中遇到了这个操着四川话的排长，带兵很老练，一看就是个行家。一番交谈后，毛主席得知了陈伯钧的经历，得知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当即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作宝。

当时秋收起义中不是没有黄埔生，而是太少了。

秋收起义的队伍中，除了林彪之外，还有23个黄埔生，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卢德铭、余洒度、苏先俊、陈浩、伍中豪、徐彦刚、张宗逊、谭希林、吕赤，还有我们要说的陈伯钧。

然而相对来说，黄埔军校生还是太少了，因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不是农民，就是手工业者，他们大多数是文盲，识字的人不错，懂军事的人是少之又少。在此情况下，黄埔生自然就成为稀有资源。

在所有黄埔生中，陈伯钧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得到毛主席的认可。上井冈山不久，毛主席便派他到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负责该部的改造和训练工作。

后来，针对井冈山起义队伍整体军事素质较差的情况，毛主席决定成立教导队，对士兵和干部进行军事培训。

1927年11月下旬，在龙江书院明道堂，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正式成立了。根据毛主席的部署，教导队分为两部分，即士兵教导队和军官教导队。

其中士兵由张子清来负责，干部由伍中豪负责，他们都是黄埔生。陈伯钧军事水平高，担任了军官教导队的副队长。教导队队长由陈伯钧的四川老乡，同是黄埔军校生的吕赤担任。没想到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导致陈伯钧差点被枪毙。教导队成立不久，副队长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从敌人的枪械库中缴获了一支手枪。不过这支手枪却无法使用，上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无法拉动。

当时我军武器短缺，陈伯钧对这支手枪难以割舍，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他整天鼓捣，将它泡在煤油中进行清洗，希望奇迹出现，把手枪变废为宝。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手枪可以扣动了，陈伯钧非常得意，就到老乡吕赤跟前炫耀。没承想，枪膛里竟然有一发子弹，陈伯军扣动扳机的时候枪响了，悲剧发生了，子弹正中吕赤面门，命案由此发生。

事件发生后，一部分战士认为是谋杀，说陈伯钧这样做是为了取而代之当队长。这些同志主张对陈伯钧严惩，军法从事。

关键时刻，是主席出面救了陈伯钧。伟人结合陈伯钧平时的表现，得出结论，认为陈伯钧是误伤，应该让其戴罪立功，毕竟人才太难得。

得知毛主席的决定，陈伯钧感激不已，决心在战场上立功，不辜负上级期望。

有一次，毛主席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点名要陈伯钧带着一个班的红军护送，一天的时间里，队伍行走了六七十里，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个班的战士因故需要返回井冈山，只留下陈伯钧和两名战士保护毛主席、毛泽覃，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半夜时分，村外突然响起枪声，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行军路过，不知道怎么得知了村里有红军驻扎，包抄过来。陈伯钧毫不犹豫地让另外两名战士保护毛主席撤离，自己独自担任掩护任务，阻击敌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主席得以安全撤离，陈伯钧身上两处负伤。

这次战斗后，陈伯钧更加得到伟人信任，兼任了红四军第31团1营1连连长。在此期间，陈伯钧参加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得到充分的锻炼，很快成长起来。到1929年时，陈伯钧已经担任了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红6军第1纵队的参谋长。

要知道，这一年他还不到20岁。而毛主席的爱将，黄埔四期生林彪，这时的职务也不过是红四军第1纵队长。由此可见，陈伯钧的进步可真是不慢。

1930年，红四军到了中央苏区的时候，陈伯钧已经担任了红20军参谋长。不久之后，他又担任了红三军第7师师长。

在年底，陈伯钧再升一级，从左权手中接替了红15军军长一职。这时候的林彪，担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不过半年。而陈伯钧出生于1910年，比林彪还小了2岁。

陈伯钧的黄埔同学罗瑞卿，从上海到了苏区，在这一年担任的职务是红四军第11师政治委员，级别还没有陈伯钧高。

陈伯钧先后在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将领，这样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

长征时，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以及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

长征路上，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沿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长征中的著名战斗，如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他一场不落地都参加了。

虽然陈伯钧并没有像林彪那样，始终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战斗，但事实上他一直是毛主席的爱将，步步紧跟主席的脚步。

博古在中央苏区实行极左路线，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毛主席受排斥的时候，陈伯钧也受到了无情打击，期间还被迫写了两次检讨书。无论遇到什么不公正待遇，他对革命的信念依旧坚定，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影响他建功立业。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作战勇敢，三次负重伤，也屡建战功，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尽管如此，当博古撤销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一如既往地支持伟人的主张受到株连，被一撸到底，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当了政治营长。

后来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后，陈伯钧脾气不改，曾上书红军总部，对某些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因此再被降职，在1933年秋担任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没有消沉，战场上依旧表现神勇。

【红13师首任师长李青云，政委宋任穷】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红十三师打造成了一支劲旅，专打恶仗和硬仗，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主席看了该师的战报后，也为爱将感到自豪，曾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陈伯钧这员猛将的“偏爱”。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之后，毛主席更是点名让陈伯钧到红四方面军中去，当了红9军参谋长，其用意就是保证党中央的指示落实到红四方面军，足见伟人对他的信任。

而陈伯钧也没有辜负伟人期望，跟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红六军团长萧克到红三十一军替代生病的王树声担任军长，陈伯钧则接替了他的职务。

而王震则在1934年该军团成立时就是政治委员，陈伯钧从此和王震携手，成了红六军团的领导人。

毛主席始终惦记着陈伯钧，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之前，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给陈伯钧写了如下一封亲笔信：

眼见毛主席把自己当做爱将，陈伯钧也没有把主席当外人，后来当毛主席和江青即将结婚的消息传出后，陈伯钧竟然写信反对伟人跟对方结合。也正因为如此，陈伯钧得罪了江青，晚年处境不佳。

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无间。因为已经担任了红六军团长，又深得伟人信任，所以当红六军团改编成359旅的时候，陈伯钧很自然被任命为旅长，王震是副旅长。

而萧克的级别更高，他担任了120师副师长。

既然是359旅的旅长，陈伯钧的名气为何不大呢？

主席十分器重自己的爱将，当副旅长王震率领一个团奔赴抗日前线时，陈伯钧则被直接委以重任，被主席留在了陕中地区，防守延安的南大门，担任“御林军”的角色。

很快，毛主席又把陈伯钧召回了延安。

毛主席对陈伯钧知根知底，知道他军事理论扎实，对他委以重任，让他为我军培养后备人才。回到延安后，陈伯钧担任了抗大训练部部长，负责全校的全面教学工作。

相比之下，陈伯钧比王震责任更大，担子更重，也更受伟人青睐。如此一来，陈伯钧才不再担任359旅旅长，由王震接任，并且并兼任旅政委。

由于陈伯钧担任359旅旅长的时间比较短，也没有机会上前线建功立业，当了幕后英雄，知名度自然没有王震高，以至于世人一提到359旅，首先想到的便是王震将军。

抗战后期的1943年，陈伯钧再度来到385旅，“屈尊”担任副旅长，协助旅长发展生产，除此之外还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摩擦，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陈伯钧奔赴东北前线，担任了兵团副司令员，最终成为开国上将。